阿里遭罚182亿的3个为什么：“二选一”这么多年，为什么现在喊停

　　4月10日是中国反垄断史上第二个标志性时刻，第一个是2007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反垄断法正是要确保竞争，因此该法常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

　　但中国反垄断法就像无牙之虎，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甚少发威，面对互联网行业时更是笼中之虎，听任违法者们在自己眼前愉快地玩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处以182亿元罚款终结了反垄断法的无牙时期，本案不仅对中国的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意义重大，对整个经济体的规范有序发展亦是标志性事件。

　　但为什么是阿里，为什么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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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亿，为什么罚这么重

　　准确的罚款数字是182.28亿元，小数点后被省略的2800万元，搁在以往也堪称巨额罚款。本案之前，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开出的三大罚单是：

　　2015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公司处以罚款60.88 亿元，理由是该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收取专利许可费、并实施搭售等垄断行为。

　　2014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对三菱电机等 12 家日本零部件企业处以罚款 12.35 亿元，理由是这些公司达成横向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

　　2016 年 11 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对利乐公司处以罚款 6.68 亿元，理由是该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搭售等垄断行为。

　　对本土公司的最高罚款，是2014年8月湖北省物价局对一汽大众公司处以罚款 2.48亿元，理由是该公司限定整车销售价格和维修服务价格。

　　对阿里的罚款一举把纪录提高了3倍。

　　但阿里并不是被罚得最狠的，之所以金额高，是因为它体量大，分母大，要论分子，上述美日欧企业都更高。

　　反垄断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司法实践中，没收违法所得很难操作，一般是罚款。高通是按2013年度中国市场销售额的8%计罚，三菱电机等日企的计罚标准是上年销售额的8%、6%、4%不等，利乐是按2011年中国市场销售额的7%计罚。

　　阿里的计罚标准是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4%，其实比较温柔，奈何它销售额高达4557亿元。阿里2020财年(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总收入5097亿元，净利润1493亿元。182亿元罚款，罚掉了差不多八分之一的净利润。

　　但是相较欧美“同行”，182亿元(约27.79亿美元)就逊色很多。2017年-2019年，欧盟反垄断委员会向谷歌开出82.5亿欧元(约98亿美元)罚单，2019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向脸书开出50亿美元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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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天，为什么罚这么快

　　2020年12月24日，国家市场总局立案调查阿里集团涉嫌滥用垄断地位，2021年4月6日，市场总局向阿里集团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历时103天。

　　即便在国内，反垄断案做出处罚决定通常也耗时良久。高通案，2013年11月立案调查，2015年2月下达处罚书，历时15个月;三菱电机案，2011年底开始调查，2014年8月结案，历时2年零9个月;利乐案更是耗时4年，从2012年绵延至2016年。

　　根据中国《行政处罚法》，当事人如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相关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市场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披露，阿里在收到处罚告知书后立即认罚，放弃了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4月10日上午11时，在市场总局处罚决定公布两小时后，阿里官方微博发布公开信，称对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服从”，称对政府的监管与服务，对社会各界的批评与支持，“心怀感恩，心存敬畏”。

　　不止阿里，本文列举的反垄断案，当事方在接到处罚结果后均放弃了上诉，但态度诚恳度反思深刻度，以阿里为最。

　　即使申辩上诉，也得先交罚款。《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欧美的反垄断案更是旷日持久，因为其处罚程序与中国不同。中国是行政机构可自主处罚，欧美是行政机构履行调查职能，结案后向法院起诉违法当事方，并向法院建议处罚方案，法院做出判决后，处罚方可执行。这期间会反复拉锯，并在不同法院之间上诉，很多案子最终以和解告终，被诉方缴纳和解金(变相罚金)结案。但也有天价罚金和世纪大判决，最著名的莫过于历经8年官司之后，美国司法部赢得对AT&T的反垄断诉讼，将其一分为八。

　　通读市场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印象是：阿里案之所以结得这么快，是因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容易认定。

　　处罚书披露，2015年以来，阿里滥用垄断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通过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和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等方式，限定平台内经营者只能与当事人进行交易，并以多种奖惩措施保障行为实施，违反了《反垄断法》第17条第1款第4项关于“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的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处罚书以3000余字的篇幅，列举了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称：以上事实有当事人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内部钉钉群聊天记录、电子邮件、与部分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合作协议、各业务部门发展规划、工作总结、“双11”“618”招商规则、会议简报等文件、当事人自查报告以及竞争性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相关人员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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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选一”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喊停

　　在互联网行业，违反反垄断法第17条通常不加掩饰不假思索，二选一就是典型。你只能在我的平台上卖东西，你只能参加我的促销活动，你只能用我的软件，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若有不从，你就别在我的地盘上混，你不在我的地盘上混，你还能混得下去?

　　在阿里看来，二选一完全合理，是正常市场行为。阿里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2019年曾发微博称：平台为组织大促活动必须投入大量资源和成本，只能向最有诚意最积极参与大促活动的品牌商家倾斜，这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

　　二选一在互联网行业，尤其是平台型企业中层出不穷。最早的二选一之争是2010年的3Q大战，腾讯要求其用户卸载360软件，否则无法登录QQ。电商繁荣后，成为二选一的重地。京东诉阿里二选一，阿里反唇相讥你难道没用过这招吗?微信vs支付宝、美团vs饿了么、顺丰vs菜鸟，案例不胜枚举。

　　既然二选一这么多年了，大家都躬逢盛典不亦乐乎，为什么现在喊停?我同意《反垄断法》起草专家组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的看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平台企业已经由“孩童”进入到“青年”时期，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交易结构初步定型，所实施的“二选一”“大数据杀熟”“自我优待”“扼杀式并购”等行为对竞争、创新和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可以明确清晰地予以识别，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启动反垄断执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我们需要坚持创新、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三者并重，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促进平台经济在规范中发展。

　　十余年来，中国监管当局对互联网行业奉行“包容审慎的柔性监管”方针，创新发展优先，这一指导思想对中国互联网行业崛起功不可没。但企业天性逐利，没有外部约束，当年的屠龙少年自己就会变成恶龙。

　　事实上，自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监管风向就在转变。2020年11月3日，蚂蚁金服IPO突然被叫停，标志着监管思路彻底转向。一周后，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12月11日，政治局会议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间，国家市场总局对几年前阿里、腾讯、顺丰涉及的三宗并购案做出行政处罚，因其未依法申报。市场总局称：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的法外之地。

　　《反垄断法》规制了四种垄断形式：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二选一”属于第二种，但市场上的垄断行为远远不止“二选一”。

　　这张182亿元的罚单是最后一只靴子落地，还是第一只靴子落地?让我们拭目以待。作者为财经十一人主编，感谢财经十一人运营编辑陈贤忠的资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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